口述史

如何定义”新农村带头人口述史”

问题补充：如何定义”新农村带头人口述史”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头人口述历史”课题是中央党史研究室为适应新时期中央加强农村研究需要,启动的一个重要项目研究计划，目的是通过农村带头人口述的形式，记录新农村建设中的成功典型自身所经历的农村变革和发展历程，并通过征集的 “活”资料，为党史研究以及各级党委决策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资料与依据。

如何做口述史研究

问题补充：如何做口述史研究
●榆次四中有效教学优化策略2009年03月10日 星期二 下午 09:22     为了全面贯彻实施区教育局提出的“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行动策略，结合我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课堂教学为中心；提升教师素质，增强高效执教能力；改善学生品质，增强有效学习能力）的工作重点，特制定榆次四中有效教学优化策略如下：      ⑴ 优化备课      优化备课要求教师认真钻研教材，了解学生，精心设置教法。要求做到“八备”、“四统一”。“八备” ：⒈ 备教法⒉ 备学法⒊ 备问题⒋ 备范例⒌ 备板书⒍ 备教具⒎ 备作业⒏ 备演示“四统一” ：⒈ 同课头教学内容⒉ 目的要求⒊ 重点难点⒋ 主要作业做到基本统一。      ⑵ 优化课堂教学      按照我校的优化课堂策略和主推模式进行课堂有效教学，课堂教学是实事素质教育的主渠道，课堂教学实施的好坏的教育质量成败的关键。优化上课要做到“十要”、“四过硬”、“十戒”。“十要” ：一要善于提出问题，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二要因势利导，调动已知，探求未知；三要善于激发，利用矛盾，创设情景；四要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五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突破难点，消除疑点；六要语言准确生动，富有趣味；七要板书整洁醒目，成为学生求取知识的思路图；八要鼓励学生大胆设想，创新求异；
●2007年1月至今，第三党支部按照上级党组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工作部署，紧密结合稽查大队实际，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以“依法行政、运行高效”为核心，认真抓好稽查大队的两个文明建设，团结带领广大共产党员和全体干部职工为圆满完成各项道路运政管理工作任务而共同努力，在完成工作任务、提高执法水平、开展文明创建、提高稽查大队的凝聚力、向心力等方面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抓班子，发挥核心作用一个部门的工作能否搞好，能否圆满完成各项道路运政管理工作任务，关键在部门领导班子。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来，以XXX教导员为首的大队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学习，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把开展先进性教育与稽查大队的工作实际结合起来，认真开好支部民主生活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相互配合，相互支持。重要问题大队领导班子先统一意见，然后集体行动，发挥整体效应，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坚持在工作中高标准，严要求，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春运、五一、交易会等重大节假日和重要活动期间，大队领导班子成员每天坚持二十四小时在现场，碰到问题立即解决，为道路运输事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二、抓骨干，发挥中坚作用抓好骨干队伍建设，调动中队长、分队长的积极性，保证稽查大队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建立稽查大队定期学习制度，定期召开中队长、分队长会议，联系大队工作实际进行讨论，集思广益，使大队各项工作安排能得到广泛的支持，实施起来也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政治上关心他们，积极促进他们的进步，努力争取使他们早日跨进党组织的大门。指定党员作为他们的联系人，定期找他们谈心。目前，稽查大队分队长以上领导干部中，一半以上是党员，而且还涌现出了一批像像XX、XXX、XXX一样业务精、觉悟高的优秀党员。三、抓队伍建设，发挥整体优势开展先进性教育以来，稽查大队更加注意在队伍建设上下大力气，坚持抓好稽查大队的作风纪律教育。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是稽查大队的一个永恒话题，是追求和实现“依法行政、运行高效”的基础保证。今年来，稽查大队党支部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结合当前的教育形势，全面加强了队伍建设工作。坚持教育和严格管理相结合，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以制度作保证来规范执法人员的言行，把先进的思想观念、依法行政的标准融于各项制度中，渗透到每个党员、群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使稽查大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由虚变实、由软变硬，将自律与他律统一在每个队员的实践活动中。四、抓业务工作，切实履行道路运政管理职责稽查大队XXX名运政执法人员，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忠诚履行自己的使命，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围绕委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整治系统工程方案，以及局、处重点工作，针对XX市道路运输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难点问题，周密计划、精心安排，点面结合，全方位开展道路运输市场整治工作，维护我市道路运输秩序。自2005年1月以来，稽查大队共查处各类客货运违章3143宗，其中，客车非法营运398宗。通过开展道路运输秩序整治，有效地打击了违章经营行为，维护了广大合法经营业户的利益，保证了道路运输市场的健康发展，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方便，为XX市信息化大交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五、抓支部建设，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以来，我支部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认真学习《党章》，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坚持开好支部党员大会，认真做好预备党员、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考核工作。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并把支部建设和日常工作结合起来，用党的优良传统鼓舞人，用优秀党员的事迹感召人，使全体稽查队员在做好自己本质工作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建设，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努力把稽查大队打造成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清正廉洁、人民信赖的运政执法队伍。展望未来，我第三党支部共产党及稽查大队其他干部群众将紧紧围绕“依法行政、运行高效”这一主题，大胆创新，与时俱进，狠抓业务工作，加强队伍建设，把新世纪的运政稽查工作推上新的台阶。三支部二〇〇7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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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8.0.1 居住区的道路规划，应遵循下列原则：8.0.1.1 根据地形、气候、用地规模、用地四周的环境条件、城市交通系统以及居民的出行方式，应选择经济，便捷的道路系统和道路断面形式；8.0.1.2 小区内应避免过境车辆的穿行，道路通而不畅，避免往返迂回，并适于消防车、救护车、商店货车和垃圾车等的通行；8.0.1.3 有利于居住区内各类用地的划分和有机联系，以及建筑物布置的多样化；8.0.1.4 当公共交通线路引入居住区级道路时，应减少交通噪声对居民的干扰；8.0.1.5 在地震烈度不低于六度的地区，应考虑防灾救灾要求；8.0.1.6 满足居住区的日照通风和地下工程管线的埋设要求；8.0.1.7 城市旧区改建，其道路系统应充分考虑原有道路特点，保留和利用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街道；8.0.1.8 应便于居民汽车的通行；同时保证行人、骑车人的安全便利。8.0.1.9 （取消该款）8.0.2 居住区内道路可分为：居住区道路、小区路、组团路和宅间小路四级。其道路宽窄，应符合下列规定：8.0.2.1 居住区道路：红线宽度不宜小于20m；8.0.2.2 小区路：路面宽6m-9m，建筑控制线之间的宽度，需敷设供热管线的不宜小于14m；无供热管线的不宜小于10m;8.0.2.3 组团路：路面宽3m-5m；建筑控制线之间的宽度，需敷设供热管线的不宜小于10m；无供热管线的不宜小于8m；8.0.2.4 宅间小路：路面宽不宜小于2.5m；8.0.2.5 在多雪地区，应考虑堆积清扫道路积雪的面积，道路宽度可酌情放宽，但应符合当地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8.0.3 居住区内道路纵坡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8.0.3.1 居住区内道路纵坡控制指标应符合表8.0.3规定；8.0.3.2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的道路，其纵坡宜按非机动车道要求，或分段按非机动车道要求控制。8.0.4 山区和丘陵地区的道路系统规划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8.0.4.1 车行与人行宜分开设置自成系统；8.0.4.2 路网格式应因地制宜；8.0.4.3 主要道路宜平缓；8.0.4.4 路面可酌情缩窄，但应安排必要的排水边沟和会车位，并应符合当地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8.0.5 居住区内道路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8.0.5.1 小区内主要道路至少应有两个出人口；居住区内主要道路至少应有两个方向与外围道路相连；机动车道对外出人口间距不应小于150m。沿街建筑物长度超过 150m时，应设不小于 4m×4m的消防车通道。人行出口间距不宜超过80m，当建筑物长度超过80m时，应在底层加设人行通道；8.0.5.2 居住区内道路与城市道路相接时，其交角不宜小于75°；当居住区内道路坡度较大时，应设缓冲段与城市道路相接；8.0.5.3 进入组团的道路，既应方便居民出行和利于消防车、救护车的通行，又应维护院落的完整性和利于治安保卫；8.0.5.4 在居住区内公共活动中心，应设置为残疾人通行的无障碍通道。通行轮椅车的坡道宽度不应小于2.5m，纵坡不应大于2.5%；8.0.5.5 居住区内尽端式道路的长度不宜大于120m，并应在尽端设不小于12m×12m的回车场地；8.0.5.6 当居住区内用地坡度大于8%时，应辅以梯步解决竖向交通，并宜在梯步旁附设推行自行车的坡道；8.0.5.7 在多雪严寒的山坡地区，居住区内道路路面应考虑防滑措施；在地震设防地区，居住区内的主要道路，宜采用柔性路面；8.0.5.8 居住区内道路边缘至建筑物、构筑物的最小距离，应符合表8.0.5规定；
●先秦史研究：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一书，以聚落形态的发展和变化为主线，探讨从村落到国家运动轨迹，论述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的途径和典型方式，属于别开蹊径的新视角，从而为新世纪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书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对国家暴力的核心–王权的形成和强化作了全面考察，充分阐述了从“五帝”时期到“三王”时期，王权是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权力系统的集中反映。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2月，是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代农业的总结之作。该书有不少辨正前人之处，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既从纵向论证了商代农业早晚发展的不同，又从横向分门别类地对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农业作了系统地叙述，推动了商代农业史研究的深入。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一书，深入探讨和论证了殷商历法的纪日、纪月、纪年等问题，并对与历法有关的开象记录也进行了甄别，在全面分析资料的基础上，纠正了不少前人有关殷商历法的误说，提出了不少有创见的看法，把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曲英杰《齐都临淄城》著作，是在全面剔梳史料并与考古发掘成果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多方位研究齐都临淄的开创之作。书中不仅从宏观上纵向考察了齐都的发展变化及其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而且微观上对临淄城内居民的居住环境、生活习俗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甚至对春秋时齐国的贵族，诸如崔氏、国氏等世卿的宅居及其方位形制都进行了有根据的复原。因而《齐都临淄城》不仅对齐国史的研究很有意义，而且也为古都研究的深入进行了新的摸索。 国家重点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在1998年取得了许多新收获，其中偃师商城考古新发掘，不但确认了偃师商城有外城、内城、宫城之分，内城和宫城早于外城；而且也试图为夏、商之交的年代亦即为划分夏商文化提供界标。2月在山西侯马召开的“西周列王年代学考古专题研讨会”上，李伯谦教授提出了晋侯墓地八组墓葬分属于从晋武侯到晋文侯等八代晋侯的观点，得到与会专家的广泛赞同，其分期研究成果可以与《史记·晋世家》记载相比较，将西周文化分期与西周王世对应了起来。此外，关于月相问题、铜器的考古学编年与断代问题、厉宣幽王年问题、甲骨文日月食研究与武丁的可能年代、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等都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是朱大渭先生积40余年心血而撰写的40余万言的力作，全书由22篇论文组成，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医学等广泛领域。该书对于当时的官俸、官员致仕、政界名人的年龄结构、外科医学、畜牧等不甚为人注意的新课题均加以撰论，而对史学界研究成果较多的问题，如农民战争、民族融合、阶级结构、人物评价等，也撰写专文。而且在文献与考古资料中勤搜博采，殚心精思，因而能提出令人服膺的新解。台湾学者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文津出版社，1998年)，依据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官文书，参照传世文献，考证了汉代的政治制度与地理状况。这本15万字的学术专著，距1996年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秦汉史国际讨论会”上谢桂华介绍尹湾汉墓简牍，时隔仅仅两年，而其完成初稿时间距《尹湾汉墓简牍》的出版仅七个月。如此迅速的反应，实得力于先进的研究手段。作者称，本书之撰写，利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汉籍全文资料库，检索方便快捷，本书得以在短期完成盖以此也。” 1998年出版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专著中，属于社会生活史类者占据了重要的成份。其中彭卫的《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一书，分七个专题考察了汉代社会风尚、汉代人的精神世界和语言现象。由于文献疏于记载或语焉不详，使历史的复原颇为不易，因此从琐细的社会生活表象中进行富有历史深度和理论深度的分析殊非易事，作者却不避困难，进行深入细致研究，从而对这些现象给予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同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作为龙蛇丛书之一的《古道侠风》一书，也是彭卫在汉代社会风尚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对汉代的游侠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在这一时期的宗教史方面，侯旭东的《五、六世纪北方民众的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是一部有内容有深度的力作。马勇的《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是秦汉学术史方面的新作。朱大渭、梁满仓合著的《武侯春秋》(团结出版社，1998年)是两位作者将多年来对诸葛亮一生深入的研究以畅达生动的语言表达的成果。此外，列入《武侯祠历史文化丛书》(十册)中的李兆成的《一代贤相诸葛亮》和谭良啸的《天下英雄得刘备》，也于1998年5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隋唐史研究：首先需要提到的是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年12月)，该书把寺院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置于华梵文明的遇合与交融，以及华夏文明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书中对汉唐佛寺经济生活三种生存状态的本质特征的分析、对作为“文化视野窗口”的寺名的考察，对观音瑞像起源、意义的论述，以及对寺型演变原因的探讨，都是独到而有深度的创见。此外还有由张泽咸、李斌城等合著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黄正建《唐代衣住行研究》、杨际平等合著的《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庭关系》等著作。 宋辽金元史研究：由史卫民等主持翻译的《剑桥中国辽夏金元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出版，是值得一提的。该书有九章内容，73万余字，各章分别由当代西方的权威学者撰稿，书后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基本上反映了国外学者90年代以前对中国辽夏金元史的研究情况。该书的翻译出版，为我为学者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情况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宋代法制史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一个热点。继去年郭东旭《宋朝法制研究》一书出版后，1998年又出版了薛梅卿的《〈宋刑统〉研究》，该书在对《宋刑统》进行系列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如该书征引大量史料，认为《宋刑史》为宋朝300年通行不废的一部法典，与普遍流行的观点有所不同。朱瑞熙等著的《辽金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也是社会生活史断代系列之一，该书函盖面较广，全面叙述了公元916–1279年共三百多年间中国境内各民族政权的社会生活，内容详实，叙述得体，其中有些方面，象押字、剌字等颇具时代特点。 明史研究：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一书，向史学界提供了明初的黄册抄底，纠正了原流传的所谓“黄册原本”的错误。澄清了明代里甲编制与图保编制分属不同系统的区别，证实了黄册人口登载事项中包括妇女的说法，论证了甲首本是一种职役，不当作一甲“首领”来理解，揭示了黄册制度的本质不仅是赋役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度，它首先是控制人口即控制劳动力的。该书在明史学界受到广泛的关注，获得高度的评价。 近年来学术界对明代商品经济的研究一直持续不断，不仅论著多，而且涉及的领域较宽，例如对典当业、农村集市、庙会、会馆、市场网络、市场法等都有研究。其中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就属于系统研究江南商业经济的专著。通过他的研究表明，在16世纪的明朝，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一书，对明清河南集市、庙会和会馆的建立、发展、分布、类别、组织管理以及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作了考述。 在明清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方面，有吴仁安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书，从社会史与地方史的交叉处入手，采用多学科渗透的方法，对300余名明清上海名流及其著姓望族作了多方位的研究。作为民族关系史，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 一书，充分利用丰富的汉文、蒙文、满文史料，紧紧围绕古代蒙古地区与中原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联系，阐明推动蒙古各部南迁的内外原因，以及南迁对周邻民族和对蒙古本身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解决了一些前人未能解决的有关漠南蒙古历史上社会、经济、地理等方面的问题。 清史研究：明清鼎革与清前期历史地位，一直是倍受关注的。顾诚《南明史》受到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引发了明清之际历史的新思考。关于康乾盛世，李治亭《清康乾盛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与顾诚的观点不同，认为清朝入关后的统治，诚然具有维护满族特殊利益，牺牲汉族百姓利益的内容，但同时它也在不断调整统治方针，努力实现民族关系和谐，以达到稳定政权、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国家的统一，经济繁荣，武功强盛，学术集大成等。如果将其和同时期英、法等国的发展水平相比，当时的中国确实落后了，这可以说是康乾盛世最大的悲剧所在。但这种落后至晚从明朝中叶就开始了，康乾时期中西差距只是拉得更大而已。在清代的政治研究中，吴吉远的《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一书是比较重要的学术著作。该书对清代专制与法制的关系，清代立法与司法的建设，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对朝县(州)、府、省三级司法职能进行了立体的分层深入研究，并考察了幕友、书吏、差役、长随在地方司法中的特殊作用，比较清晰、完整地揭示了清代地方司法系统的基本状况。关于清代人物研究，1998年出版的冯佐哲的新著《和珅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比较彻底地改变了以前将和珅漫画、丑化的传统做法，还和珅以历史本来面目，纠正了以往人物研究中片面性。 文化史研究：1998年出版的有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的《中华文化通志》刘惠文的《蔡元培的文化思想》、蔡克骄的《瓯越文化史》、武斌编的《中国文化史概说》、赵锦元等编的《中国民族宗教与文化》、马启成、丁宏的《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卿希泰和詹石窗合著的《道教文化新典》、陈鼓应主编的《道教文化研究》、张继禹主编的《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枣兼论道教济世贵生思想》等。其中由萧克任编委会主任的《中华文化通志》，从筹划到编撰出版，历时8年，篇幅达101卷、4000余万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文化通志。全书分为序卷和十典百志、贯通古今五千年历史，涵盖十大文化领域，包括56个民族文化，涉及文史哲经等十个主要学科，汇集了大批专业学者，内容丰富详实，撰写质量高，既有可读性也具学术性，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中外关系史研究：杨富学的《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是利用中亚古文献进行专题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之一。作者利用国内外已刊布的回鹘文文献, 结合汉文史料，对回鹘佛教的传播历史、经济情况、功德思想、寺院兴建、寺院经济及佛教对回鹘文明的影响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探索。林梅村的论文集《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是其《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 的姊妹篇, 集中反映了作者利用佉卢文献并与史籍和考古资料相结合，是研究中亚古代历史文化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历史地理研究：1998年出版的有《侯仁之文集》、陈桥驿《方志论集》、葛剑雄《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李勇先《舆地纪胜研究》、卫家雄、华林甫《银色巨龙–长江》、辛德勇《黄河史话》等。通过这些著作和一批论文，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地理是一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专门之学，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除了对疆域与政区、历史军事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外，有关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如何保护环境，也愈来愈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综观中国古代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内容充实、观点新颖的论著不断涌现，专题研究亦有所加深，学术空气相当活跃。但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同时，转变视角，引发新思路，借鉴或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开辟史学研究的新途径，都有待继续努力。另外，研究学风尚须进一步严谨，尤其应加强学术批评，提倡学术争呜。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开始】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上山下乡】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但同时，一些干部子女通过参军等方式避免了去上山下乡，或者到诸如北京郊区这样的地方落户。 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回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似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的大规模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邓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青返城后产生的就业压力的一种反应。 【影响】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经过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后，意识到自己被人所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曾经坚信不疑的马列主义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 【运动目的】 一种解释是: 中共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失业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失业问题。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农业在大跃进和文革后完全停滞，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等对手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毛泽东政府对场运动的解释是: 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泽东后的中共政府避免讨论这场涉及到几千万人命运的运动，也没有对受害者进行任何赔偿。 【评价】 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和迫害。据说是林彪等人所起草的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不少知青对当年的下乡表达遗憾，但也有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邓小平曾说：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1968年,毛主席讲话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因为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好象柬埔寨共产党也干过。“变相劳改” “三个不满意”也有道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但是当时政府是死要面子,不好意思说青年面临着失业, 编了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大有作为"之类好听的词, 实际上当时有相当多的人是被迫下乡的,要不怎么后来那么多人闹着回城. 这个问题被删除一次了，其实也没有删除的必要。即便是当事人也是当时不理解以后想通了。不那样怎么办？谎话当然是有的，不那样说怎么办？治国方略不允许竹桶里到豆子

文革口述史

问题补充：请帮我写 或者帮我编一篇就是采访周围经历过文革时期 的口述史大约600字就够了多一些也行 提问三四个问题就好，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大概是初二，具体有些想不清楚了。如果说文革后没怎么读书，但其实也没有什么遗憾，反正以前的学习也就是混毕业的，毕业以后总能够进单位的——学校里、劳动局的都会给我们安排工作，只有少部分的人去读技校什么的，大学生几乎没有听说过。文革的开始是从北京那里传来的，据说北京有“第一张大字报”了，学校里总有人传的。于是我们的学校里也就有了红卫兵组织了，当时好像是两派，一个是“毛泽东思想”，0一个是“毛泽东主义”，我看这两帮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总之是上面的人斗来斗去，我们小老百姓也就是跟风，凑热闹。当年上海的工人的红卫兵组织有联司，和一个上海工人纠察队，斗来斗去的。我当年亲眼见到上海体育学院的上体司和运输公司的斗，一个关了门，一个就用水龙头冲水，还拿着棍子打人。打死人没看到，但是打伤的不少。我觉得文革其实就是上面的人在夺权，所以有这么多的帮派，打来打去。说真的，老百姓真的只是凑热闹，比如打架，上去打的不少，打伤的不少，可是真的打死的就没有了，谁要是真的被打死了，就真的是戆大了。再说我们当时做红卫兵的时候，学校里不上课了，也不去学校，老师也不吱声，每天都会有组织里的同学来通知去抄家，抄哪家的家。那些抄家名单都贴在墙上，这些人家看到我们来，动也不敢动，有些还趁着半夜把家里的金银财宝的扔到马路上的倒粪池去，往往每天早上能看到好几个金戒指。我们抄了家以后就把抄来的交给“组织”了，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后来听说北京那里串联了，于是上海这里也开始串联了，不需要组织，带一点钱，一张学生证，一些全国粮票，就上车了。串联时，我先是到南京住了一个月，也就是玩了一个月，吃饭只要交粮票就行。然后是66年的十月来到北京，住在永定门那里的一个兽医站，离天安门不远。吃住是每天交三毛钱，吃大锅饭，吃馒头。还有人通知毛主席接见我们。接见那天，我们五点就起床了，十点的接见。天安门那里都有警卫安排我们排好队，站在那里，就看到远远的有摩托车先开过，再一辆一辆的敞篷车开过，上面有人挥着手，根本看不清是谁。我没有很激动，其实也不过是来看看热闹，很多人都是来“见识”一下的，激动的人也有，但也只能这样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这次接见好像是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完之后就不允许我们串联了，安排我们回去了。回去之后就是上山下乡运动。其实在我们之前也已经有过了，支援新疆，这些人现在年龄大概都要在60以上了吧，还有上海的很多工厂也迁到外地去了。我这一届是67界，68、69一片红，全都要下去的。我们当时要是两个小孩，还可以工矿和农场选一个，不去的话学校天天喇叭来叫，再不去的话，家里大人的单位也不让上班，只有独生子女、残疾的可以不去，残疾的工作就去生产组。后来我就去了江西插队，去的地方是自己挑的，想想江西是鱼米之乡，就去了。去了才知道那里是很穷的。当时坐火车去，到了之后还要坐车一天到，是晚上到的，当时村里的人全拿了火把，来看我们。他们很多都不知道城里人是什么样子的，有些人连火车也没有听说过。刚到的时候，真觉得这地方真的和野人的地方一样，他们说的话我们全听不懂，当地的男男女女都赤着上身，只有那些没有出嫁的姑娘前面围着一个肚兜。我们住的是地主的房子，两个或三个人一间，被子衣服都是自己带过去的。我们去的这个地方还算好的，一个全劳动力每天有两毛钱，我们知青，算七分劳动力，也有一毛五，那些女的就一毛都没有了。穷的地方全劳动力只有一毛多点，甚至几分。我们刚去的时候，干的活有插秧、割麦，冬天还造水库。后来发现干不干活都一样，就睡懒觉，队长叫也不去了。后来队里给我们知青就安排了看牛，这些本来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干的，我们看牛的新鲜劲过去以后，队里又给我们安排了看田，我们看到那些闯进田里的人家养的猪、鸡，就拿棍子打，他们老乡自己不敢打，我们知青敢打。再后来这些活都不干了，整天打打牌，反正每天有1000斤谷发给我们，自留地也有，但我们不种，去偷老乡的菜、偷他们的鸡、狗。每次要回上海了，就问队长借钱。这样我去了8年多，借了500多元，都不还的。当时的文艺活动好像没什么，公社里来放电影大约一年才一次，露天电影，是打仗的片子，名字记不得了。样板戏之类的江西人不要看的，京剧的语言，不受欢迎，也没人放。还有的活动是火车上的时候认识的知青，知道住哪里，就跑到他们的村子去玩，住两天，他们也跑过来。江西的深山里风景真的很好，纯当游山玩水。还有就是每个人都会从上海带一个小的半导体去，半夜放在耳朵边上听，其实也就是听听音乐，听听新闻，“敌台”之类的也收到过，但没什么意思。老乡到我们这里来串门的，主要是队长，来骗我们的烟抽。当年的日子其实过得还是很舒服的，就是没有钱，要是在上海工作的话，有工资。我是78年4月回去的，当时的政策是两个知青回去一个，我妹妹当时在安徽插队，后来嫁到启东去了，我就回来了，其实后来都回来了，只有和当地人结婚的没回来。和当地人结婚的都是女知青，在那里待那么多年了，一般也就嫁了。男知青千分之一才有跟当地人结婚的。一结婚，就算当地人了，要干活挣工分，还有养猪，多累。本来说是我们只去两三年的，体验农村，没想到去那么久。老毛本来的用意是好的，就像现在的学农一样，体验一下，但是后来他也老了，生病了，这个事情也搞不动了，所以后来的人才没下来，肯定又是上面的官在斗。要我们走的时候，有些人借钱太多的还不让走，说是钱还清了才能走。后来就有人作调解工作了，说知青什么也不会干，留着的话还要吃粮食，他们也不会干出钱来的，每年吃掉的也要几百块了，留着只有更加不合算，于是就让我们走了。说实在的，我们去那里，老乡们最倒霉，我们真的是不干活的，吃他们的粮食，还问他们借钱。但我们也浪费了时间，技术没有，到了现在，体力也没有，弄堂口那些下岗吃低保的人，也就是和我们一样的，说干活没有技术，累活也做不动，怕苦，还是吃吃两三百的低保等退休了。有人说文革让中国倒退了十年，我对此很矛盾的。当时外地人来上海都要办临时户口，户籍警成天弄堂里盯着，卖个东西都是投机倒把，可是治安好，没人偷东西的；现在么电视机都普及了，东西也好了，可是上门抢劫的都有了。很矛盾呀。问：先介绍一下文革前家里的情况吧。 答：我们家在上海。当时我阿哥在西安交大读书。我父亲肝炎，长病假。不过当时单位好，医药费全报，每月还有二十块补助。母亲在里弄生产组做工。我读小学，家里还有个比我小两岁的妹妹。我放了学就帮我妈做围巾，时间做长了，再加上光线不好，视力都做得下降了。 问：当时吃穿方面怎么样？ 答：凭票买肉，各家差不多。有时候我买菜就5角钱当家。那时候胃口也不大，勉强吃饱，谈不上营养。生病才会买牛奶苹果，跟现在没法比。衣服嘛，叫“新阿大，旧阿尼”（按：上海话阿尼就是阿二），姐姐穿好过两年给阿妹穿。不太买新衣，过年时候请裁缝做。不讲究漂亮，那时候没这个观念。 问：你怎么知道文革爆发的？ 答：我看到弄堂里比我大几届的人跟红卫兵串连以后知道的。 问：串连是什么？ 答：就是爬火车全国各地跑，那时候不要车票，就像旅游一样。后来红卫兵开始抄家了。把那些开店的业主，家里条件比较好的，揪出来，站长凳，戴高帽，喊口号：“打倒牛鬼蛇神、不法资本家、地主婆”。那些人都是我们的邻居，平时大家也和和气气的，我还叫他们伯伯。当时已经公私合营了，他们和我们其余方面没啥差别，属于历史问题。厂里还有斗当官的。 问：批斗时有没有打他们？答：有的。那些黑五类用皮带抽，拳打脚踢，不过伤得不重。女的还剪头发。 问：你怕吗？ 答：不怕，我家里出生好嘛。我就看看热闹，后来我也参加红卫兵了，戴红袖章，，大家都参加了，还有红小兵。不过那时已经平静下来，不斗了。 问：根据你的观察红卫兵为什么要斗他们？ 答：当时还是有贫富差距，那些人以前有家底，生活条件比较好，平时有点高傲，红卫兵斗他们也有种出口气的心理。 问：接下来请你谈谈上学的情况。 答：我六年级时文革开始，不大上课了，老师也不大看得到，我们稀里糊涂的。每天就在班级里聊聊天，不去上课也无所谓，最后小学毕业证书也没拿到。初一时每天一开始班长拿毛主席语录，带着大家喊：“全体起立，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有时也读两段语录。黑板上写：不读ABC，照样干革命。初二时开始上山下乡，不过我还没轮到。上课稍微恢复一点了，还上一点课。但是心散了，读不进去了。后来还学工学农。学工两个半月在灯厂，后来有三个名额去上海服装公司学裁缝，我也在里面。学农是在奉贤光明农场。 问：后来就上山下乡了吧。 答：是的。接到学校通知以后，因为我哥在外地，就在上海郊区崇明前进农场，一共呆了三年。 问：期间能回家吗？ 答：隔几个月回家几天。先在大地班做。早上六点多起，出工时间要看闲时还是忙时，一般八点钟。劳动内容看季节。天没冷的时候插秧、割稻、种棉花、摘棉花。天冷农闲时开河。连队边上有几条小河，把水抽干后，男的挖河边河底的烂污泥，女的挑。开远的河还要住那边，铺草睡。天很冷，很苦。雨天泥湿脚拔不出，很苦。插秧腰很酸。插前施肥踩猪粪，很臭。当时农场里没有农民，只有比我们大的社会青年，就是那些考不取高中的，没读多少书的人。 问：农场里的食宿和其它生活怎么样？ 答：10点半11点吃饭，食堂打饭回寝室。早上吃粥，有时也有饭，伴酱菜，农忙时有馒头。饭很好吃，乡下的新米雪白，没菜拌点汤汁也很好吃。蔬菜是青菜黄芽菜等，荤的有红烧肉丝、咸肉。休息天去镇上买零食。也会从家里带些咸蛋、炒米粉、香肠和炒酱。衣服回家过年时会添。农场工资24块，干部27块。我寄爸妈10～12块，剩下来的买饭吃。寝室8人一间，四张床，十几平米。没有桌子，一人一个箱子，另外自己带小矮凳。我自己还带了个收音机，晚上听电台学法文。下午两点接着做上午没做的事或者做别的事。做到四五点收工，泡水，吃饭。晚上大家说说话，结绒线，绣绣花，钩台布茶杯套。男的就吃老酒。（之后我妈谈到新疆建设兵团，她说新疆建设兵团是文革前国家动员没考取高中的社会青年去的。有些人还赖掉了。我爸就没去。） 问：大家感情怎样？ 答：也就一般性，没什么特别的。要有讲的来的，互相帮助的就成好朋友了。那时一个月休息两天，6号21号。我们休息天去镇上买点菜，大家一起吃，回上海后带来的东西也一起吃。我有时候还去结过婚的老职工家里聊聊天。 问：有什么集体生活吗？ 答：一个月开一两次小队会，布置工作，谈谈近期情况。我那时候不喜欢集体生活，很想家，而且生活中互相有影响。我上铺晚上结绒线，灯开着我睡也睡不着。早上四点多就起来，我也被吵醒，苦不堪言。我跟她说过让她早点睡晚点起，开始稍许好点，后来又照旧。 问：有娱乐活动吗？ 答：当时没什么娱乐活动。 问：有谈恋爱的吧。 答：很多的。男的帮女的做地里的活，女的帮男的洗衣服，可以互相帮助。生产班长很吃香，跟他好可以分配一些轻松的工作。我当时一心想上调，不想谈。 问：谈一下农场里的领导干部吧。 答：队长连长与我们一起劳动，有分配工作的权力，后来还可以选择上调。也有拍马屁巴结的人。开会很少，没什么政治活动。对那些开小差的偷懒的人班长现开销（当场骂）。班长由连部指定，让工作好的有经验的认真踏实的人做，班长要带头劳动。班长权很大，可以分配工作。分工作时也讲人情，人之常情嘛。但不会太偏，不公正的情况不大有。我后来因为表现好到食堂做，工作轻松一点。第三年底父亲去世，照顾我家情况上调到公交公司当售票员，一做就十几年。 问：文革结束是怎么知道的？那一刹那有什么感受？ 答：文革结束时的事我实在想不起来了。我觉得文革全是白搞，窝西孔。最遗憾是没读书。后来也有考试，大多是工农兵大学生。里面多数是连队干部，一个连队两个名额。像我这样的没几个复习再去考的。现在没知识没学历，下岗的也是我们。不过农村也让我得到锻炼，吃得起苦，学到些技能。还让我体会到农民的辛苦，自己生在城市的优越。我现在还觉得去农村呆个几年也好，但不要一直在那边，太苦了。 2005年11月三正平被访者基本情况：男，52岁，1972年高中毕业，文革结束后读大学，现为苏北县城某学校教师。文革真正影响到农村是在1967年，那时我正读小学六年级。说是读六年级，但是没有课本。因为课本被当作“封、资、修”统统封杀。新教材又未编成，所以上课大多是学习《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后来是单行本。学得透用得活的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和《反对自由主义》等。要求是熟读成诵。当时我们都能熟练地背诵出来。随着毛主席在首都检阅全国各地红卫兵，学校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红卫兵组织太多太乱，有的甚至是一个人成立一个造反司令部，当“光杆司令”。红卫兵组织互相间拉派别、搞武斗，曾导致流血事件。我们沭阳以县中为首分两派：井冈山、东方红。他们夺过解放军“支左”的枪支，酿成血案。直到1969年，学校才“回校闹革命”。教学以政治为统帅，教材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强调阶级斗争，淡化文化课的学习。到1973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学校才强调文化课的学习。即使是文化课，课本也不同，比如比较客观的《自然》，里面还是有许多毛主席语录。那时也没有什么课外书读，只能看毛选，文革结束后看到《第二次握手》，听说是文革中的手抄本。一看，真开眼界。文革时期，我们这儿工农业生产不正常，出现过浮夸现象，“达纲要”“过长江”等口号喊得震天响，粮食产量就是上不去。农民处于饥饿状态，有的地方有人病饿而亡。一般人都穿打补丁的衣服，特别是肩膀、肘部、臀部等部位，都加固打了补丁。小青年相亲往往是借人家的新衣服，相亲后再还给人家。平时吃饭很难吃饱，更谈不上营养价值。灾害年头，吃糠咽菜，以树皮充饥，我亲身经历，一点也不夸张。1970年前后我读高中，在宣传队演戏，我扮演李玉和，要到全乡各个村演出。那时大家都喜欢下乡演出，因为可以吃顿饱饭，而且是白面饼，很难得。至于住的方面，我们那时全部住土墙茅草房，经不起风吹雨打，常常会出现房屋倒塌的情况。不过茅草房夏天很凉快。后来都是瓦房了，夏天屋顶很快就晒热了。条件改善还是1980年之后。那时的交通工具更是简陋，到四十里外的县城办事全部是步行，100户人家也不见得有一辆自行车，一般也借不到，更多的是不会骑车，因为没有机会学。东边庄上一个地主家有辆自行车，在挨斗的时候都是把自行车收藏在河底。庄上和我差不多大的人不少，那时都十几岁，相处的不错。但大人之间有很多矛盾，和现在一样，人际关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当时的民风倒是真的淳朴，干部有贪污的，甚至包括生产队长，但没有现在这样疯狂。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知道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许多人才明白过来，“九大”钦定的接班人原来也不是最可靠的。有人在文革前两三年就明白过来了，我当时在农村，许多信息不知道不敏感，知道林彪坠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