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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景森，山东诸城人，诸城市作协会员。教书育人为主，文字点缀生活。作品先后在《诸城文学》《齐鲁文学》《婺江文学》《西狐文学》《孝南文学》《诗天子》等网络微刊以及《中国食品报》《今日诸城》发表。追求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最真的情愫。
那些蹉跎的青春岁月
脚步匆匆地走在美丽校园中，高高的水杉，矮矮的冬青，小花园里诸多叫不出名堂的花花草草，错落有致，郁郁葱葱，美景依旧，只是多了好多擦肩而过的年轻面孔，顿觉陌生起来，好像走进了一所新学校。
二十五年前，我还是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刚刚调入实验中学，一头永远不听约束的长发，像极了鲁迅先生的文笔，锋芒毕露，但为人还算谦卑，每次路遇老教师，认识的，毕恭毕敬地主动称一声“李老师”“王老师”“某老师”，不认识的直接喊“老师”，哪像现在许多年轻人，与你头碰得咯嘣响，连正眼都不瞧你一下。
不是学期转换，任课老师大都已安排妥当，好像只有语文科还缺个岗，王清秀校长(今年初刚刚去世)让我改行教语文，征求我的意见，我以普通话不好来推脱，说会误人子弟，王校长的一句“你们马庄不是不咬舌子”让我险些笑叉了气。校长的要求似乎太低了，好像不咬舌子便是普通话，好在我还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加之对城里的孩子和家长不好将就早有耳闻，断然拒绝了。几年后，一位政治老师冒然改行教了语文，就是因为普通话不好，不到半年工夫，让家长联名给换掉了，自己的贸然改行终不敌家长的唾沫星子，这位老师怅然若失地去了某职工小学，想到此处，真为当时自己的决定暗自庆幸。
没有课上，也不会让你白吃闲饭。这一学期，我游走于总务处、办公室和教务处之间，这似乎是实验中学的老传统，新教师先干干杂活来磨磨性子，也算是考验吧。打杂，干的活自然就相当杂乱。在总务处，记得有一次，杨治安主任安排我和校工王清元一起拆总务处东山的教师小车棚，棚顶是石棉瓦，带细刺的那种，咱年轻，没经验，赤手上阵，扎得生疼。后来又调到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曲显俊，有同事背后称他为“老弯”，曲主任是青岛知青，写得一手颇有个性的好字，那字圆润中略带曲度，字如其名。那时，学校的宣传版面都是他亲手制作。他圆脸，前秃，大脑门，额头锃亮，说起话虽不喜打手势，但是必是伸长了脖子，眼睛瞪得溜圆，声音听不出是哪里口音，许是青岛话与诸城话的混杂音吧，但音质不错，有磁性。另一位是臧家军老师，因喜好写作，后来调到报社，以后又从报社分流到交通局，从交通局退休。此人喜欢沉默，写的比说的好，也挺迷信，有人说他与前妻分家时，别的不管，先去摸家里的那把斧子，“斧”“福”谐音，说要把福气带到新家去。我在办公室的主要职责不算太复杂:每天凌晨，当舍友张庆安、王金杰等还沉浸在梦乡时，我会睡眼惺忪地起床，给校长室打上两暖瓶开水，再细细地把校长室和隔壁的会议室打扫一遍。上班时，负责接听电话，分发文件。那些年月，宅电极少，更不用说手机了，所以，接的电话好多是私人电话，每逢此时，我会屁颠屁颠地跑了楼上教师办公室去喊人，与同事们便很快熟络了。转眼到了六月份，中考要报名了，考中专，考重中，我又被教务处借去干些与报名有关的差事，跑过招办，去过九中，这对不善言谈的我来说或许是一种锻炼。在这期间，还有幸替张崇样书记到乡镇督导办学硬件(实验仪器等)，被分到高跃进主任、吴启明书记、徐照亭老师一组，他们来自教育局或教研室。记得高跃进主任是组长，白衬衫，吊袋裤，油头粉面，洋气得很，吴书记(后来从府小调入我校，成了我的领导)和徐老师则穿着朴素、平易近人。我们被分到了贾悦、孟疃、马庄组，那几日，虽然忙碌一点，乡镇教育组领导都十分重视，好酒好肉好脸伺候着。马庄是我老家，似乎有种荣归故里之感。这期间，还给教务处用蜡纸刻过试卷，受工会李增年主任(已故多年)委派，代表学校参加过教师法竞赛，成绩是跛瘸子上炕～一搬(般)一(以)上。
学年转换，被安排在初三教政治，并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终于结束了打杂生活。升入初四后，只任两个班的政治课，自此，连续在毕业班干了六年。那几年，初中的毕业班还上晚自习，记得有一天晚上下雪，雪霜子那种，下班迎着北风，雪打在脸上，针扎一样疼，此时此刻，我并没抱怨学校，只埋怨自己的脸盘太大。以后又被学校安排干了世界上最小的主任～班主任，初中阶段孩子适逢叛逆期，与这帮孩子的”斗争”可谓艰苦卓绝呀。
刚来实中，在单身宿舍门前遇到的第一位同事就是王桂生老师，他正端着饭盆准备去食堂打饭。桂生读书杂，尤喜红楼梦，学问大，巧话多，诸如描写几个同事走路步态的“小步勤挪赵金河，大步流星周金忠;歪拉歪拉张来福，不慌不忙吴卫东。”就是他的原创，形象逼真，诙谐幽默。桂生三十好几了还没结婚，据说媳妇验了足足有一个排，许是挑花了眼，拿不定主意。我则相形见绌，两个表妹给介绍了个针织厂的同事，听说是城里大嫚儿，家里没麦田，心想省了和她家割麦子了，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那几年最累的农活就是割小麦，挥汗如雨，腰酸背痛的。当然，也是秉承了父母“人家中，咱就中”的相亲理念。后来她也许觉着老师待遇低，也可能是嫌我嘴拙，提出与我分手，我闻听后有点草鸡，奋笔疾书了一封十多页的“情书”才力挽狂澜，重新追求到手，同办公室的周芳老师是见证人之一，还多次在其他同事面前提及此事，不知是夸我有才，还是嫌我犯贱。
每年的“六一”之前，学校会举办一次艺术节，在小黄楼(老实中学校办公楼的特称)前搭个简易台子，组织老师和同学唱唱歌、跳跳舞，邀请友好单位的领导来观礼，领导们都是敞亮人，当然不会空手而来，总会带点礼物礼金，表达一下尊师重教的心意。每个老师会在节后“雨露均沾”地收到六十元钱的辛苦费，那时我的工资才二百多，发六十块钱自然是大动静。冬季来临，学校给每位老师分五百斤烤火煤，心里美美的，暖暖的。想想在朱解时，只有我们外乡镇的教师才能发一幅挂历作为年礼，这样一比较，幸福感呼呼地就来了。
结婚前的业余生活就是约女朋友压压马路、看看电影，约男同事喝喝酒、吹吹牛。那时，我们几个小年轻个个酒胆贼壮，按同事赵宏伟的计量标准，二两半为一疗程，至少得整上三个疗程，否则，妄为男人。一同住过单身宿舍的还有张新宽、刘根防和程泽，后来顾宝林、郭明、张宜华等也住过很短时间的单身宿舍。我们在单身宿舍住得早的几个小年轻都因醉酒而闹过笑话，内部曾流传着因醉酒而得过的“雅号”，有“坐炉子”、“抱烟囱”、“正车圈”、“搞美容”、“造洗衣粉”等，不是衣服受伤，就是脸皮受损，“美容”的那位同事是喝醉酒后磕倒，脸上挂了彩，有学生好奇相问，他笑言是与歹徒英勇斗争光荣负伤的痕迹，学生闻后肃然起敬。造洗衣粉的那位，侧卧操场，口吐白沫(貌似洗衣粉)，不省人事，据说当年醉卧的那一小片操场，荒芜三年，寸草不生。我自那次酩酊大醉之后，酒胆渐小，以至于现在场合上推三堵四，至多只喝二两半的一杯低度白酒，人送绰号“刘一杯”。有时，也打打“钩机”扑克，但水平有限，多是看客，幸运时能打打替补，比如有人内急时。特别崇拜李炳忠校长这样的大师，眼睛眨几下，就能算出对门和联邦手里握的是什么扑克，咱即便把眼皮眨巴肿了，也算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学校虽是个穷得兔子不拉屎、知了不尿尿的地方，但阎王不嫌鬼瘦，时有小偷光顾。记得我狠心花了近一个月的工资计288元，从人民商场买来了一套“仙霞”西服，刚刚洗完一水，晾在宿舍外，还淅淅沥沥滴着水，就硬生生地被小贼顺走了，也不嫌回家还得晾晒，真是心痛不已。那些年颇为流行呢子半大衣，庆安老师也不甘落后，有时不舍得穿，偶尔和对象约会时才穿出来，平时板板正正挂在宿舍的墙上，有一日竟在大白天被小偷用钩子从窗户钩去了。终于有一天，在锅炉房顾大爷的招呼下，青年教师在某深更半夜上演了一场合力捉蟊贼的精彩喜剧，铁锨、木棍等顺手的家伙什都用上了，虽是只为壮胆造势，也甚是解气，此后，总算安顿了好大一阵子。
来到实中二十五年，故事很多，糗事不断，学校合了又分，校址由路南实验中学迁到了老师范学校，校长走马灯式换了七任，学生也是送走一茬又一茬，我依旧是一名平凡的教师，依然过着波澜不惊的平淡日子，默默耕耘于三尺讲台，收获着桃李满天下，只是岁月无情，已然染白了我们这些当年小青年的双鬓。
一阵凉风袭来，迎面一蹦一跳走来几个送作业的学生，充满朝气，说说笑笑，我依旧脚步匆匆，下节课是初三(15)班的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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